ilzag 许多欠发达国家实施名目繁多的许可证制度，开发商业机会难上难是。
与此同时，在这30多年的大时间段中，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革，从当初国家主导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制度上的决定性变革，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变革。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成为相互竞争的经济主体，是中国把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
而在中国，从来只有经济过热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三维市场经济之中的一维，即地方政府，在企业分散性的投资建设中提供了一个起始性投入，导致了在同等规模的创业行为中，中国企业的投资规模低于西方，因此投资回报率高于西方。中国是怎样突破这个瓶颈的呢？有一条简单的路。邓小平没有设计今天这个制度，他只是打开了一个试验的空间，让无数的地方政府、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来参与搭建新经济制度的工程。首先，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投资率，长期来看显著地高于西方。中国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的出现又导致了第二个变革，产生了一系列西方市场经济不存在的经济规律，或者说改变了西方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
这种不彻底的改革一旦引发经济混乱，各部委就写报告说，改革不能搞了，再搞下去就完蛋了，于是改革草草收场。毕竟革命不会创造，只会中断。如果基本上认可中国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否意味着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实际上包括历来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而闻名的北大林毅夫教授在内，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不可能仍然按两位数的高速发展。
但这正是我国强有力的政府存在的理由和有利条件。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成为时尚，不愿创业和进民营企业，个个都想进靠垄断享受高福利待遇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本身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近几年中国改革乏力，经济发展缺少动力，社会缺乏活力。但我实在想不出中国中央政府能有造假统计数据的动机，因为对他们来说统计数据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搞两本帐。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破八已成定局，按年率计算，这是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199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头一次低于8%的数字。
凭什么说中国已进入低增长时代，灭自家的志气呢？当然有些人举一些我国目前投资的边际产出递减的一些现象，来证明靠投资拉动高增长的年代已去不复返，但这正是需要改革的非效率的问题，它并不能证明今后中国必定或应该往那方面继续走下去。更何况我国中西部地区则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的历史并不长，现在正满怀希望迎接‘雁行经济发展模式在它们那里重新开花结果呢。
中国还有巨大的相对贫困人群呼唤能使他们脱贫致富的改革措施出台，好比70年代末期广大老百姓企盼邓小平的改革措施一样。还真不如政府少搞那些政策折腾，专心找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上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后应该满足于较低的发展速度，为适应较低增长速度的时代环境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比如要提升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等等。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只要不搞那些‘未富先骄的东西，踏踏实实地搞经济建设，那日子还长着呢。中国政府发表的综合统计数据往往低于各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之和就是一个例子。我担心的是，有些人借口我国的经济规模大，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所谓历史‘经验，来掩饰经济改革不力的问题。这也许就是即将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吧。
由于年初中国政府公布过7.5%的增长目标，早已给国内外媒体打了个预防针，‘破八了也算完成政府预定目标，且在国际上看这也是令人羡慕的数字。好比不考虑改革‘只生一个子女的政策，只说几十年后中国老龄化的负担会把中国经济压垮一样。
当然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每一步新的改革都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改起来远比8，90年代困难。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当然无可非议，但它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互为替代的关系，两者本来并不矛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言，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并没有过时。
其实中国的所谓‘后发优势的特点依然存在，即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真正的城市化的路还很遥远。但谁都明白，中国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历来都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也就是说要找改革的对象。至于那以后韩国遭遇经济危机并不是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另有原因。近几年来政府一会儿鼓励人们购买房子，不惜推出提供城市蓝户口或低利贷款的优惠政策，一会儿又倒过来搞什么限购限贷来打压房地产市场，这样的政策折腾使消费者和企业都弄得只能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无法做长期计划。活人怎么能因尿而憋死呢？‘改革解放生产力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因为它已经历过几十年实践的检验。
人家到了我们沿海地区现在发展水平的年代经济发展速度仍然相当可观，比如韩国1995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而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8.9%。马上要开共产党十八次党代会，很多人关心将来新一届国家领导会如何治理经济。
一看‘保八真的保不住，国内外就有些人开始大谈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甚至还散布什么中国政府会造假统计数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官方发表数据等种种传闻。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统计局直属的调查总队对地方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一定的核对和鉴别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这种制度能起到一定作用
难怪温家宝总理一再告诫我们：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因此，税务机关才可能在应收尽收的名义下，持续推动财税收入的超速增长。
笔者愚见认为，虽不能完全否定这些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其现实功德，但理性客观地讲，这些理解和分析，显然未及中国财税超收病因的根本与关键。换句话说，如果全体国民在财税治理体系中的权利主体地位不归位，得不到制度性保障的话，中国财税收入超速超收，以及超支，也即结构性的低效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与彻底的解决。与此同时，对财政超收与超支总根源的探索，也一刻没有停止过。事实上，各界对涉及财税问题关注热度的升温，预示着一种社会建设正能量的聚集与增长，一种文明精神形态的生成与拔节，一种公民社会的自然、快速形成。
可见，确立全体国民在财税治理体系中的权利主体地位，这才是根治中国财税长期超速增长、超支，以及秘密财政和支出结构性问题的不二法门，包括非税收入问题的解决。可以说，从1994年新税制改革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伴随中国财税改革实践的全过程，也一直困扰着学界和社会各界。
进入专题： 财税 。问题或在于，一方面，国民是基于本能的好奇心，渴望弄清楚这些涉及财税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与机理。
就是说，政府的所支，往往背离了国民的所需，实现的往往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财税意志，而是少数官员基于政绩需求和面子需求的意志。具体说，一方面表现为被社会长期拷问的三公消费，行政成本的高居不下，以及腐败与浪费。
官方一贯给予的答案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可见，导致财税收入长期超速增长，超过GDP增速的超速增长，其总根源无疑在于——国民权利主体地位的错位与失位，在于财税权力监督的失效。一句话，国民交纳税费购买他们急迫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太低，国民的满意度不高。另一方面，国民也期待明白自己用血汗创获并交给政府的财富，是否购买到了性价比高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比如安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等他们切切实实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财税收入高速增长不是一个新问题。
对中国财税收入超常增速及其无序支出的关注，近年来日渐升温。毋庸讳言，伴随财税持续超收的，一定是财政支出的持续超支。
舍此一切，都可能南辕北辙，或者事倍功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财政收入支出与民意的错位。
如果这样的话，财税收入的多少、国民税负的轻重，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序等等问题，岂不成为次要因素。同样，如果这样的话，财税收入的多少、国民税负的轻重，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序等等问题，岂不也成为次要因素。
